\begin{equation}{\label{a}}\tag{A}\mbox{}\end{equation}
斯德哥爾摩症候群（Stockholm Syndrome).
起源為1973年諾馬爾姆廣場劫案，瑞典斯德哥爾摩的信貸銀行。兩名劫匪劫持了四名行員，將他們關在金庫裡長達 6天（131小時）。當警方試圖鑽洞放入催淚瓦斯救援時，人質竟然大喊：「不要傷害他們（劫匪）！」獲救後，人質拒絕在法庭上指控劫匪。甚至有傳言指出，其中一名女性人質後來與劫匪訂婚（雖然後來證實是誤傳，但她確實與劫匪保持了長期的友誼通信）。犯罪學家 Nils Bejerot 觀察到這種怪異現象，將其命名為「斯德哥爾摩症候群」。心理學家發現，並不是所有被綁架的人都會產生這種症狀。而會產出斯德哥爾摩症候群，通常會發生如下的心理感應：
- 1.受害者必須深信自己的生命掌握在加害者手中。加害者隨時可以殺死他，但他暫時選擇不殺。心理暗示說「我還活著，是因為他允許我活著。」
- 2.加害者只要展現一點點非暴力的行為，受害者就會將其放大為巨大的恩惠。例如劫匪給人質喝一口水、或是允許人質上廁所，雖然這是基本權利，但在生死邊緣，這被解讀為「皇恩浩蕩」。受害者自我安慰說「他其實人不壞，他本來可以殺我，但他卻給我水喝。」
- 3.受害者接收不到外界的資訊，例如警方的救援計劃或家人的呼喚，唯一的資訊來源只有加害者。當只能聽到綁匪說「警察不管你們死活」、「警察若攻堅我們都會死」，這就會開始採信綁匪的敘事，認為警察才是威脅。
- 4.受害者必須相信逃跑是不可能的，唯一的活路就是順從。
大腦為何會反映如此奇異的深層心理機制，可能是生存策略的極端演化。
- 1.在極度恐懼下，受害者的人格會退化到嬰兒時期。嬰兒完全依賴母親（強者）來獲取食物和安全，如果母親生氣，嬰兒會挨餓甚至死亡。此情境下，加害者變成了全能的母親或父親，受害者為了活命，本能地用嬰兒討好母親的方式（哭泣、順從、依戀）來取悅加害者。這似乎是佛洛依德的觀點。
- 2. 一般人無法長期忍受「這個人要殺我」的巨大恐懼，因此會產生認知失調。為了不讓精神崩潰，大腦會強行修改認知。原本認知為他是壞人，他在傷害我，這樣太痛苦，無法承受。認知修改後解讀為他其實有苦衷，對我不錯，是為了理想才這樣做。這樣可讓心理舒坦。
- 3. 也可能是一種創傷性連結，透過一下對妳好，一下對妳壞的間歇創傷性連結建立情感紐帶，類似於賭博成癮，一下贏，一下輸。這種比單純付出愛的更難斷開情感紐帶。
看看一經典案例，1974年，美國報業大亨的孫女帕蒂·赫斯特（19歲）被左翼激進組織「共生解放軍」綁架。她被關在衣櫃裡兩個月，遭受虐待和洗腦。幾個月後，她竟然拿著衝鋒槍，跟隨綁匪一起去搶銀行，並在錄音帶中宣稱自己改名為「塔尼亞」，加入革命。她被捕後，律師即是用斯德哥爾摩症候群為她辯護（雖然她最後還是坐了牢，但後來獲得特赦）。
現代心理學界認為，斯德哥爾摩症候群不只發生在銀行搶案，它廣泛存在於任何權力極度不對等的關係中。例如家暴受害者，仍有些還不肯離婚，是因為施暴者之後會道歉、給予小恩小惠，受害者就會緊抓著這點溫柔不放。邪教教主掌握了信徒的生存威脅灌輸靈魂拯救權，同時給予歸屬感，就像恩惠，並隔離外界資訊，使其認知修正。戰俘與集中營之倖存者，為了生存而認同守衛的行為。職場老闆掌握你的生計，長期貶低你，偶爾誇你一句，就感激涕零，覺得老闆其實是為我好。斯德哥爾摩症候群闡述了一個殘酷的人性真相，那就是當一個人的生存權利被完全剝奪時，會對那個歸還他一小部分權利的加害者，產生扭曲的感激之情。這不是因為受害者愚蠢，而是因為在那個絕望的地獄裡，唯一能讓自己心靈免於崩潰的心靈解方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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斯德哥爾摩症候群之反辯證.
不少心理學家與社會學家反對這個觀點。1973年瑞典斯德哥爾摩發生了此起銀行搶劫挾持案，兩名搶匪劫持了四名行員（三女一男）長達六天。事後，精神科醫師 Nils Bejerot 發明了這個詞，用來解釋為何女性人質克里斯汀（Kristin Enmark）在獲救後批評警方，並對綁匪表示同情。其中有一原因是為了掩蓋警方無能，這個詞的誕生本身就充滿了爭議。當時警方行動魯莽，甚至威脅要向銀行內灌瓦斯炸毀銀行，隨意開槍，不顧人質死活。綁匪反而比較冷靜，甚至給人質披大衣、安撫他們。人質感到警察比綁匪更危險。後來克里斯汀受訪時表示，並不是愛上了綁匪，而是為了活命。因為她認為如果激怒綁匪，或者讓警方攻堅，自己可能身亡。事實上 Bejerot 醫師從未親自訪談過克里斯汀，就粗略診斷她有「斯德哥爾摩症候群」。現代觀點認為，這是當局為了轉移警方救援失敗的焦點，將責任推給受害說認知失調。
受害者對加害者表現出順從或情感連結，是生存策略，一種高度理性的生存智慧，而非病態情感，不應被病理化。當性命掌握在別人手裡時，激怒對方是自殺行為。展現出合作、理解甚至喜愛，能降低對方的攻擊性，增加存活率。這是大腦在極端壓力下啟動的求生模式。將這種為了活命而採取的理性策略病理化稱為「症候群」(Syndrome），是對受害者的二度傷害（Blaming the victim）。
2008年Namnyak等研究人員進行了一項大規模的文獻回顧，試圖尋找斯德哥爾摩症候群的診斷標準。發現關於該症候群的學術研究極少，大部分都是媒體報導或電影情節。沒有一致的症狀清單，也沒有明確的盛行率。得到結論是媒體現象，而非醫學現象。在真實的綁架案中，真正對綁匪產生情感依賴的案例極其罕見。美國 FBI 執法培訓部門曾研究過 1200 起人質事件，發現人質對綁匪產生情感連結的比例極低（不到 5%），並非常態。絕大多數受害者只是在演戲或被迫順從。
斯德哥爾摩症候群這個標籤，有時候被用在受虐婦女身上，用來解釋「為什麼她不離開？例如在法庭上抹黑女性受害者，特別是家暴和性侵案件。當受虐婦女沒有立刻報警，或在受虐後還對丈夫表現出關心時，辯方律師會說她有斯德哥爾摩症候群，她的證詞不可信，她是自願留下的。艾倫·韋德（Allan Wade）博士認為，這個詞掩蓋了「加害者的暴力」和「受害者的反抗」。這掩蓋了受害者所面臨的真實恐懼和脅迫。她留下來不是因為愛上虐待者，而是因為恐懼離開會受害更慘。許多受虐者不離開是因為恐懼如離開會被打、經濟控制如沒錢、孤立如沒朋友，而不是因為她們愛上了施虐者。當法官或警察使用這個詞時，外界就會覺得是她自己喜歡這種關係，這將降低公權力介入的意願。
而要描述那種離不開虐待者的現象，就有所謂的「創傷羈絆」 (Trauma Bonding)。這兩者的區別在於，斯德哥爾摩症候群暗示受害者認知失調愛上壞人是受害者的錯，而創傷羈絆是描述一種由「間歇性強化」（對妳時好時壞）所造成的成癮性生物化學反應，是加害者的操縱手段。受害者的大腦被這種「恐懼-安撫」的循環綁架了，這與生理機制有關，而非受害者的人格有問題。這不是愛，可能是一種類似賭博成癮的多巴胺循環。這解釋了為什麼受害者雖然理智上知道對方是壞人，但情感和生理上卻無法戒斷這段關係，就像賭博成癮一樣。弱勢方為了避免被強勢方攻擊，而表現出的順從、示好行為。這是動物界的常態，不是病。那不是受害者瘋了去愛上加害者，那是受害者在極端絕望的環境下，為了活下去而展現出的驚人韌性與適應力。
